设计师的政治人生·

2017年，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相比职位带来的光环，使这位政治学者出身的领导人备受关注的是他纯粹的学术背景和遍历三代的思想设计师的角色。

或有期许，或有争议。但无论如何，人们津津乐道于几十年前他带队复旦夺得国际大专辩论冠军的往事，与八十年代在知识分子思想自由化和西方留学浪潮的背景下，以一种绝对理性的态度在青年学者中凭借过硬的学术能力和思想洞察脱颖而出的波澜历程。¹

习近平身边还有一位智囊王沪宁也颇引人关注。王沪宁曾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等身份辅佐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在十八大上他进入了中央政治局，创下了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进入政治局的先例。这被外界解读为习近平重视知识型干部的另一例证。²

这本三十年前的旧书，「虽然书名颇像学术专著，但其实这是一本以第一人称写的生活日记，发表于1994年，作者时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³，如他本人所解释的那样，“政治的人生并非指一种政治的经历，而是说，作为一名政治学的学者，我的大部分时间均用来做我的专业学问了，以致这一学问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生命。”⁴

还记得六年前无意间收藏的那篇推文的评价。

中国文化中，历来有一种为尊者讳的传统。一个人如果成为大人物之后，他过往所做的一切，往往都会被粉饰，所展现给大众的，都是经过精心包装的形象，是谓人设。

同时，他往往还要和大众保持一定的距离，以此保持神秘感，因为权威，有时候就来自于神秘感。由此造成的结果，在大众眼里，大人物往往都具有理想化人格，喜怒不形于色，神秘莫测，似乎脱离了常人的范畴，否则又怎么能称之为大人物呢？

政治的人生一书，就给了我们一个窥探大人物内心，了解大人物真实过往的机会。作者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大概也没料到有朝一日能够走到中国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所以日记中所载的事，应当来说粉饰的较少，流露出了相当的真性情。

读完这本日记，你会发现，大人物也有平凡的一面，他会追剧，他也有喜怒哀乐，他也需要思考人生的意义，他甚至有被骗的经历。但你也能看到他志向之高远，对民族和国家的前途负有强烈的使命感；他工作之勤奋，经常在凌晨还孜孜不倦地阅读，摄取新的知识，全年读了六七十本书。

你还能看到，当时已经是教授的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刻洞见，某些洞见，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社会这一二十年发展逻辑的。总而言之，既有琐碎的生活感想，也有深刻的政治认识，使得我们能够了解一个更加立体的，更加全面，更加真实的，而非经过包装的大人物。³

值此之际，终得以细致地看完全书⁵，对一些印象深刻的段落，辑录如下。

谈自我·

多年来养成一种习惯，或者说不得不养成这样的习惯，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静静地思考一天来的经历。

白天，大部分时间均在异常的忙乱中度过，没有工夫思考。有工夫思考的时候，大多也用于作严肃而枯燥的学术思维，专业得厉害。而对于人生，却没有时间去思考。

夜色下来，一切归于宁静，望着窗外闪烁的路灯，可以静静地思考自己和世界，思考在自己的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中排不上号的事情。从中找出有意义的东西，做一点小小的思想享受。

这种思考，对人是有益的。一个人做多了自己的职业活动，如果不调整，就会变得单一，思想也慢慢定向，没有开放式的思维方式。所以要在紧张的大脑和肢体活动之余，发现思维的新空间。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的是弱者，有的是强者；有的要别人来设定目标，有的给别人设定目标；有的需要感情支持生活，有的需要意志支持生活。我大概在每一对概念中都会选择做后一种人。

王沪宁也许不是一个均质的整体，而是一个变化的整体，他不断创新自我和消除自我。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最难的是否定自己所有的创见，不管它们曾给你带来什么荣誉，同时追求新的创见，不管它们会让你失去什么。

我们这类人，已经习惯了无幸福的生活，也就是生活的平淡，没有幸福的欲望，也就没有痛苦。痛苦往往是伴随着对幸福的追求的，而不是伴随着幸福本身。所以要怀疑的不是幸福本身，而是每个人主观状态中的希望。我的问题还是：“和尚为什么要念经？”这个问题能够回答，一切就归于平淡。叫做和平养无限天机。幸福之事，可遇而不可求，可求而不可执。修炼了这么多年，有足够的空间在心中，无所谓幸福。当然我不反对他人追求幸福，因为人不可能过同样的生活。

无需再做任何设问。我想，如果一定要刨根究底的话，它可能发源于我对生活的一种体验。

因为我发现，人们看待一个有道德的人，透出的目光是亲切，看待一个有权力的人，透出的目光是敬畏，只有看待一个有知识的人，目光中才盈溢着无限的尊重，并饱含着由衷的敬佩。我向往那份尊重和敬佩。再有，我很欣赏书页中那一片于喧闹、复杂和浮噪之中仍可守的宁静的小天地。

难题是现在的人都等不了这种“文化利息”，因为要等的时间往往超过人的生命期限。而当一种利益超过人的生命期限时，人还会追求吗？人还有动力 去追求吗？人大凡是一种追求眼前利益的动物，长远利益往往不是出自理性，而是出于偶然。如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埋的人并不期待历史的“文化利息”，而是出于一种“现时”的利益。挖的人得到“文化利息”，也不是因为历史，而是因为现时。

生活体悟·

不少人就是在无法选择中失去了重要的发展机会，有的人是因为过早的选择而失去发展的机会。真是选择也不好，不选择也不好。有时候，选择好，有时候不选择好，要一个年轻人来做出决定，的确不容易。

“没有了轰轰烈烈，社会就会变得平庸。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在平庸中就会懒散，就会分散，就会产生离心的力量。我们的责任是要有新的轰轰烈烈，一种能把整个民族高度调动起来，把民族精神充分振奋起来，把社会的基本价值高度推广的轰轰烈烈。”

生活中有很多矛盾，不是来自恨，而是来自爱。有时候来自爱的矛盾虽不如来自恨的矛盾厉害，可怜的是对来自爱的矛盾大部分人没有办法，只好在无穷的矛盾中消磨人性。人们往往不知道爱也会带来恨，这是很多的悲剧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做学问的人，往往有一种本能，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以为这就是学问。在一种场合下，这是对的，在另一种场合下，这又是不对的。

在这样的场合，人往往会有一种悲凉的感觉。越是热闹越是如此，从中感觉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感觉到世界是多么强大的外在力量，是可以不依人的感觉和情绪而存在的力量，是可以不依人的理性和理想而存在的力量。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人们往往忘记了自己，觉得自己融入了社会和世界。但是，当世界沸腾起来时，才发现自己孤独安静的存在。

有时候想，人的最大的害怕来自生命意识的，没有生命意识就无所谓害怕。而有生命的存在，是人的害怕的最后的条件。同时，人的最大的快乐也是来自生命的，没有生命就没有快乐。而生命的存在，是人的快乐的最后的条件。

所有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主动地或者被动地要在这两项条件中找出平衡来，因而就有了人的不同的分野。快乐也好，害怕也好，生命总是要流失。要在生命流失的过程中，尽量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意志，完成人的选择，这将是有价值的生命。历史在一年一年的过往，生命在一天一天的减少。

对个人来说是这样，但是对整个人类来说，历史在一年一年地延长，生命在一天一天地增加。个人就是在整体的增加中减少，而整体就是在个体的减少中增加。我们理解自己和社会，离开了这种认识，将减少应该具有的快乐。

人生不能总是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社会也不完全是一些玩世不恭的人。一切是那样自然，很感人。虽然是不超常的路子，但却是普通人最需要的路子。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中需要的生命的光明和辉煌。

高明的人站在矛盾之上，不高明的人站在矛盾的一边。

感觉最深的是，生命又消耗了许多。对生命有这样明确的意识，大概是源于走向老年的危机感。在少年时代似乎没有任何生命的感觉，所有的一切均似流水般地度过，除了有一次游泳时差点淹没在水塘里，那时对生命没有任何害怕。现在对生命的意识日益地强烈，可能是人的不能逃脱的逻辑。

国家·

中国在现代化发展中，需要完善政治体制。最近一段国际发展态势也告诫我们：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必须具有良好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完善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国情，必须根植于一定社会深厚的土壤。原苏联、东欧一些国家解体后，模仿西方制度，没有形成有效的政治体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大大影响了社会进步和稳定。

中国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打破原有秩序，推动社会进步。在一定时期之后，就需要有新的秩序，如果没有新的秩序，进一步的发展就不可能。在社会发展中如何建立新的秩序，没有秩序任何发展均不能完成，但是固定的或者说牢固的秩序又会影响到社会进步。这是一对矛盾。

应当说，历史周期率也有普适的一面，社会系统也遵循熵增的法则，“流水不腐”，秩序的固化、制度的完备是繁荣的开始，却也是衰退的先声。

在中国社会中，人们一直强调从人的内心世界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从外部世界。所有的秩序，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社会的也好，最终是一种精神上的秩序。在一种精神上的秩序没有形成之前，任何外在的秩序均不牢固。

什么叫政治家？应该是具有至死不渝的信念，学贯中西的知识、高山仰止的人格、高瞻远瞩的目光、百折不挠的毅力、海纳百川的胸襟、纵揽全局的能力，等等。中国的民主革命依靠了一个杰出的领袖集团。现在也需要。

与一般认为的对领导者的技术才干的高标准、严要求恰恰相反，解决问题可能更应当归属于“大臣”，真正定夺决策者更需要宏观、长远的战略视野和团结、协调各方的胸襟定力，某种意义上映照了儒家对“领袖”以道德素质、理想信念置于首位的评判方式。

邓小平是比较务实的国际战略家，而毛泽东则是比较哲学化的国际战略家，有浓郁的诗人气质，对很多问题大而化之，有很大的气魄，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而邓小平较讲究对中国自身发展有利的战略选择，基本转变是：认为战争可避免，因而可集中精力发展国民经济；不以意识形态在国际上划线，如过去以反苏划线，判断国际局势和决定国际战略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的原则：同时，中国要发展，必须全方位参与国际社会，这是历史总结。

权力的运用是中国政治的核心部分，不能有效地运用权力，就不可能有稳定和统一的江山。

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稳定也重要，中国的制度力量历来就不强大，所以要依靠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因素来管理，这就是儒家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一直能够保持的基本原因。

新奇的视角，似乎也符合历史现实。城头变幻大王旗也好，中兴、萧条也罢，支撑起帝国结构之动态平衡的，往往不是制度本身的完备性，而是制度是否在正常的轨道上运行下去。在这种意义下，道德因素对维系制度稳定的意义不可小觑。

官员的腐败历来是王朝衰落的基本原因，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来就是人口过剩的一个国家，人是最多的，因而人也就不宝贵了。但是现在的经济发展，要求着更多的人才，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没有人才，社会就不能快速地向前发展。没有人就没有一切。

在中国人的心里，多一点空间是能够比什么都能带来乐趣的东西。大概是中国的人太多了，而空间相对就显得少了。

地理因素-人地矛盾-文化形态确实存在隐性的传导链条，尽管把群体单一化、标签化是不严谨的；但从概率角度来说，这些环境要素或多或少能够影响那些精致且复杂的上层建筑部分，小到性格和偏好，大到整体性的文化理念。

政治构想与社会理想·

政治体系的重要资源是其体制和规范资源。在超大社会中，政治体系的力量和权威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所能掌握和分配的资源。

社会发展，开始是靠物质的推动力量，中间靠人的推动力量，最后要靠体制的力量。

让大多数人都在这一套制度体系下各居其位、各尽其职、各取所需，似乎才能从宏观层面去逼近规划问题的最优解。

估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化政治”会是主要趋势。“经济化政治”既是主观选择，也是客观力量，人们不能不选择，甚至不能抗拒。“经济化政治”有利，也有弊。主要的弊端是政治性权威会处于弱势，将来要回复也不容易。

政治管理的三个转换：政府对经济的管理从微观管理转变到宏观管理、从直接管理转变到间接管理、从计划调控转变到市场调控。

发展报告写到现在，方知道我们对对策报告和社会现实问题并无深入研究，平常并不关心社会之发展，这是社会科学最大的虚弱。

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样的内容来构筑秩序，而在于需要秩序本身。内容总是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

参观了现代化的车间之后，总有一种想法，就是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能否最后建立得像一个现代化的技术系统那样，完全在电脑的控制之下，非常有秩序和程序，能够有效地运转和产出。大概在社会系统中要实现这一点是困难的，因为社会的因素变异性很大，人文因素的变化更大，很难根据确定的程序来管理，而要有更多应变能力。但是，总觉得是可以努力的。

字里行间充斥着机械理性的色彩和理想；追求秩序和稳定、追求大尺度叙事下的目标决策最优化。

日常碎片·

《过把瘾》情节在发展，已经离婚了。太爱，也不是好事，不那么爱，也不是好事，不爱，也不是好事，怎么办？人的痛苦。

友谊酒家，有人请客。点了螃蟹。200元一只，简直是“吓”死人了。不知怎么地，这蟹就贵成了这个样子。社会的发展往往以一种不能理解的逻辑进行着。

现代社会大概就是表格社会，美国的表格也多，而且发达得多，日本的表格最复杂，也是日本人的特点，什么事都要搞到最小的那一点均明明白白。上次要去神户大学做访问教授，一定要问我初中是哪天毕业的，高中是什么时候毕业的，哪一个月？哪一天？真是荒唐，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和我做一名访问学者有什么关系？最后下定决心不去，受不了这个。

现在好像外国人来得太多了，要为一次讲座找到一些听众十分不容易。也可能是不少人对知识无兴趣，或者是外国人不能讲到中国人能理解的程度。但是，我发现所有的外国教授，除了少数，演讲总是不行，没有内容和逻辑，太浅。

两位报考博士生的学生来找，问考事项。我说，博士考试已经不是教科书式的了，要依靠学生平常积累，临时准备不行。问题是在日常的学习中积累了多少知识，有多宽的知识面。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要培养创造性，而不是对死的知识的记忆。不然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学生。这是一个方向。第二就是注意逻辑分析的能力，要有较强的理性的推理能力，对事物要有足够的敏感性，要能够在一般的知识中发现可以创造的点。三是要有一个比较健全的人格，没有健全的人格是培养不出真正杰出的学生的，杰出不仅对个人而言，也是对社会和学术精神而言的。这是我们今后培养学生要注意的战略方向。

哲学与文艺评论·

实质上，尼采更多的是想挥发人的本性和人的欲望，他认为现代文明约束了人的生命本能，所以要有“超人”。尼采自己就认为自己是“超人”，只是最后大概狂想太多，得了精神分裂症。

这部电影的风格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法国文化，是纯粹法国风格的电影。它反映了法国电影中的一种“介入”的意识，也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所强调的生命的意义。政治色彩很浓。对法国社会传统和官僚的机制作了批判。问题是这样的情况在很多社会中均存在，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通例吗？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此乃最大的快乐。生活在今天的人，常常说前人无能，把中国搞成这样，我们希望以后的中国人不会说今天的中国人无能，把中国搞成这样。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停滞的帝国》是一种逻辑：帝国的存在往往以维护既有秩序和体制为基础，逻辑上帝国要求一种停滞的机制，不然帝国庞大的机制就会剥落，会在变动中风化瓦解。从新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二世到乾隆皇帝均深谙此道。所以封闭并不是早晨起来心血来潮的选择，而是帝国体制的必然。著名学者艾森斯塔特在《帝国的政治体制》一书中提出：帝国统治者所首要目标是“建立和维系一元化和中央集权的政体，以及统治者对于该政体的绝对权力”。封闭社会是保持这种体制的方法，而且是不可逃脱的办法。任何开放机制，最终会影响到封建帝国本身的权力体制。

上课，讨论西蒙的《管理决策新科学》和《管理行为》，以及弗洛姆的《逃避自由》。弗洛姆的《逃避自由》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

我觉得中国陷入一种二律背反：他的理论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在现代个人主义文化的弘扬过程中，个人获得了自由，但是却孤独了。这样个人就有可能逃避自由。而中国的情况是在东方文化中，逃避自由是来自于集体主义价值。于是，如果中国的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最后导致个人的自由领域的扩大，但是最后可能不是一种更加多的民主，而是弗洛姆所说的“逃避自由”。那么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是什么呢？

最后还是正义战胜邪恶的故事。这是美国这类电影的必然结局。故事写得再黑、再残酷，丑恶的东西再多，最后胜利的总是所谓正义的方面。这也是社会发展必然的要求，没有一个社会的精英集团会鼓励社会往邪恶的方向走，因为这不符合社会的基本利益。作为统治的阶层，这里说的是广义的统治阶层，最后是要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的，有符合他们传统的正义标准的社会秩序。没有此，任何社会均不能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