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次危机与现代化的代价·

作为在“三农”领域深耕多年的乡建派学者，温铁军教授的《八次危机》²一书深刻阐释了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果背后，所经历的八次“经济危机”，同时探讨了乡村对缓冲共和国工业化进程中多次危机的重要贡献。本书还剖析了宏观微观双重视角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历程，提出了成本转嫁论，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三农”承载着城市资本危机的“软着陆”代价。

去意识形态·

去意识形态化是本书的精髓。从序言开始，温教授便深入浅出地解构了当代经济学体系中西方话语体系的固有定势，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几十年的本土研究成果阐述了数个振聋发聩的核心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力图还原被利益集团所扭曲的厚重历史。揆诸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交织发生，国际竞争格局日益复杂，我国经济发展也到了新的攻坚期，书中对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对时下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工业化的成本转嫁·

“工业化的背后必然有成本转嫁。”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是各国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工业实力奠定了国家实力的基础，而工业化必然伴随着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中国类似的诸多后发独立国家在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生产体系后，为了获得建设的大量资金，不得不以牺牲部分主权来引入外部资本，而这种模式成为了后殖民主义时代老牌工业国家剥削它们的高明手段，在此类路径依赖中，发达国家得以将经济发展的成本与危机在开放市场的情境下转嫁给缺乏消化危机制度成本的后者，使得各国之间的马太效应更佳显著。

书中花费了大量篇幅分析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工业化建设模式，从中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奠基我国重工业基础的代价是工农“剪刀差”和“全盘苏化”带来的部分权益之牺牲。通过举国动员和全国人民的辛苦建设，我们用农矿产品换来了开启工业化大门的最核心、最底层的支持，但也因为路径依赖在外交环境恶化后，在财政危机下迫不得已开展上山下乡运动。在这里，农村第一次展现了其化解城市危机的重要价值，为缺乏资本和技术的城市与供给过剩的知识分子提供了短暂的庇护所，“劳动力的集中投入成功地代替了长期绝对稀缺的资金，农村由其内生的稳定性成功地承接并化解了城市的危机”，深刻分析了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特别是城乡生产关系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城乡二元体制·

城乡二元体制也是本书重点着墨的话题。温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地方化”资源资本发展的客观事实。在很长时间内，地方的高度分权是央地财政分配体系的重要特征，“政府公司化”自1958年放权地方以来延续至今，使得政府成为经济活动中的另一重要引擎。而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割裂，为工农产品“剪刀差”提供了社会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广袤乡村的农民在非市场化制度下平均分配到无风险的资产，又将风险收益拱手让读于企业家和沿海发达地区的政府，他们为我国迈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亦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农民仅通过这三种方式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就至少达到17.3万亿元”，可见“三农”在我国发展历程中的贡献如此之重。

回望当下，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金融资本同经济社会更深层的嵌合，为了防范化解重大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时代的新命题。新世纪以来，资本相较于产业不断过剩，旧的经济发展主义向更为绿色、科学的精细化模式转变。进入免除了农业税的“后税费时代”，农业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所引发的劳动力稀缺危机弱化了农村的社会调节功能，如何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农村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将山水资源以货币形式自我资本化，将广袤农村的自然要素锚定于更具流通性的价值度量，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商品流通和农村内需延扩，都是更为实质性的问题。而在知识阶层再一次渐趋过剩的今天，除了城市服务业蓄水池之外，如何进一步发挥好农村在解决产能和劳动力匹配性问题的作用，也是令人值得深思的问题。